我曾经两度到过可乐。这座被《夜郎史传》称之为“大城”的可乐，在历史上发生过惊心动魄的夷、濮之战，也发生过夜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今天，当彝文献展现的战争场面、武夜郎建设可乐的场景重又一一浮现于我的想象里时，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可乐遗址，更让我感到其地的不凡了。是的，可乐用它的出土文物印证了彝文献中的某些描写，而那些描写和叙述也填补了目前可乐考古之不足。可乐太神奇了，众多的出土文物，不但证实了夜郎古国的存在，许多器物如铜柄铁剑、铜釜上的立虎等等，还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同周边文化区别开来。套头葬之唯一性已广为人知。那传说中的点将台竟是一座孤立的高山，而它的近乎圆形的点兵场，也让人想起人工开辟的文化痕迹。但最令我驻足忘返的，当是银子岩彝文摩崖石刻。

　　隔着一条小溪流，对面就是银子岩。其上分布着171个古彝文字，所记内容为汉武帝开发夜郎时划汉阳(今可乐)县之东境为平夷(今毕节、大方一带)县。时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七月二十六日。

　　银子岩石刻显然是汉武帝开辟西南夷的历史见证，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建县划界的实情，也可看到中原王朝对夜郎地区实行汉、夷双重治理的特点，而其中汉“文吏”与夜郎人共事的情景，也历历在目。从中不难想见夜郎王多同弥(即多同)接受汉朝统治、从风向化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及其产生的影响，所以彝文献中称赞多同“开辟了新天”，不是没来由的。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夜郎国君长同中央王朝、同汉文化产生过如此密切的联系。只有多同弥，才开辟了这个“新天”，赋予夜郎国、夜郎文化以新的活力。

　　令人兴奋的是，银子岩彝文摩崖石刻还表明，夜郎人已有自源文字，而且在表情达意方面，已臻成熟。《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这里的夷经，正是用古彝文书写的经典和文献。南人指晋朝时代的南中之地，即西南夷大片地区，当时已有不少汉族移民。汉人及其他民族中的学者，经常用夷经。此时距夜郎国灭不过约300年历史，一种民族的文献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冒出来的。除了本民族要有成熟的文字外，至少还需有数百年以至上千年文化和思想的积淀。这与诸子百家的经典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而此前的汉字已有了长达两千多年历史，是类似的情形，一样的道理。

　　这些年来，考古学者在夜郎故地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符、万古擂钵上的文字、彝文夜郎王印章等等，无不是夜郎人有文字的证据；而银子岩彝文摩崖石刻，使得这一结论，有了更为充分的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