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国家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我有幸在贵阳参加了这次高考，考入昆明工学院，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一度茫然的个人命运由此改变。

　　说国家中断11年未招收大学生，其实是不确切的。从1970年到1976年，全国每年都有几万到十几万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进入大学，而这些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中，大部分或者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当时录取的标准主要是看政治条件，对文化基础知识要求并不高，因而出现“不会ABC，照样干革命”那样的白卷大王张铁生也能上大学的奇闻。

　　30年前，不要说上大学，就是上高中都困难。1972年，由于贵阳市的师资、经费、校舍都缺乏，我从贵阳第三中学初中毕业时，全校只有15%的毕业生能够读高中，集中贵阳市几所中学的生源，贵阳三中才办成了两个高中班。

　　1974年高中毕业，我即进入了失业大军。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全国各行各业处于混乱状况，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企业很多年都不招工了，国家不许私有经济和自由市场，个人想卖棵葱谋生也不行——这是搞资本主义。十年“文革”期间，社会累积了大量失业青年(那时叫待业青年)。当时，高中毕业后能够直接就业的机会是很少的，流行的曲线就业出路基本为：当兵；下乡插队；学些文艺体育技能，希望能进入文艺体育团体。高中毕业后，我为求生计，断断续续做过两年小工，其间什么累活、重活都干过：抬过土石方；筑过路；干过搬运工，在满是粉尘的环境里装卸水泥；还多次被工头骗，干了几个月的活却拿不到工钱。糊口，求生存是根本，考大学的梦自己从来都不敢做。1976年，贵州实行退休顶替政策，我顶替退休的母亲，成为一名工人，月工资是16元。

　　1977年，我与全国570万考生一起参加了高考，最后录取了27万，录取率为4.7%。2008年，全国1038万人参加高考，录取约600万人，录取率为57%，上海市的高考录取率甚至达到84%。与30年前的数据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恢复高考时，读大学是国家负担学费，只要成绩优秀，任何人都能上大学，于是一大批农民子弟，城镇平民子弟得以进入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国家实行统一分配，大学生一毕业就基本成为国家22级干部。

　　恢复高考，其实是国家恢复正常秩序和回归常识的一个重要标志。之前的很长一个时期，国家基本上都处于反智，反常识状态。如全国人民大炼钢铁，消灭麻雀；著名科学家出来论证粮食亩产万斤的真实性；全国人民一会儿批胡风，一会儿批孔子、宋江；中国经济尽管十分困难，还要省吃俭用长期支援亚非拉革命；唐山大地震拒绝国际社会援助……不断的各种“运动”让人恐惧，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常识表明，教育是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的根基。不重视教育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国家，只会长期落后。可以说，中国30年前的改革开放始于恢复高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也受益于恢复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