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灵性 放飞想象

——细品贵州儿童画

　　在享誉国内外的贵州少儿艺术这块天地中，少儿美术占有一席很重要的地位。上世纪90年代，贵阳的儿童美术作品应邀在北京文化馆、深圳国际展览中心、深圳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作品被深圳美术馆、中国美术馆首次收藏，这是美术界的最高荣誉。国内外新闻媒体作了大量报道，两次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美术界、教育界以及广大中外观众给予画展高度评价，被认为是“贵州现象”的继续，誉为“高原小黑马”。之后又三次到香港办展，还应邀到韩国、新加坡、德国、法国、美国办展访问。

　　最近，多次代表贵州少儿美术在外办展的贵阳星星儿童美术学校，受到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由省委宣传部、贵阳市委宣传部、贵州省文联和贵阳市文联联合主办的《贵阳星星儿童美术学校20周年汇报展暨美国、日本儿童绘画交流展》在贵阳美术馆成功举办，让贵阳的观众领略了享誉国内外的“高原小黑马”的风采。很多观众以“震撼”来表达观展的感受。“这是儿童画，更是美术佳作，是国家级的艺术品，真是叹为观止”。

　　贵州儿童画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它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说是“贵州现象”的继续？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贵州的一批不甘寂寞的中青年美术家大胆突破传统束缚，以开放的意识，大胆引进和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和方法，并从贵州高原特有的古夜郎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民间民族文化中汲取养料，寻找到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运用版画，油画、木瓢、木雕、砂陶等不同手段，创作出一大批独具风格的艺术品，先后在北京等地和国外展出，刮起了一阵阵强劲的高原风，被美术界称为“贵州现象”。这种现象与曾经风靡全球的南美魔幻现实主义十分相像，贵州的儿童画正是得其精髓，贵阳的一些儿童美术学校的指导老师也主张生活在贵州，就应画出贵州的色彩韵味，就应从地域文化的底蕴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同时，既然生活在改革开放的高信息、高科技年代，就应具有开放意识，扩展学生的视野，内容上丰富多彩，风格技法上要接受传统和现代的各种流派，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省市少儿美术的路来。

　　高原文化对儿童画的影响最突出的莫过于色彩。在贵州的儿童画里，你能强烈地感受到苗族服饰，民间刺绣挑花艺术，以及大方、麻江等农民画的绚丽与斑斓。其实儿童天生对色彩的感觉就很敏锐、喜欢按自己的意愿用鲜艳的颜色。最典型的要算项飞小朋友的《高坡风景》，本来是一堂郊外写生课的作业，项飞却在作品中加上了郊游的喜悦和自己对色彩的独特理解，将灰蒙蒙的大山任意涂抹上鲜艳的大红大紫和金黄色，使沉寂的群山一下子具有了火热的生命。这种色调在王松的《江边》，杨瑾的《喂马》，石灵的《月亮、马》等很多贵州儿童画中也能明显地感受到。贵州的孩子对五行色的大胆直接的运用和偏爱离不开地域文化的影响，这一点无论是在成人画中，还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儿童画中是很少见的。

　　古夜郎文化，有一种原始纯朴的野趣，这是一些成人画家极力追求的。然而在贵州小画家们的作品中，却表现得十分自然。易洋、姚茜等小朋友集体创作的大幅绘画作品《民族娃娃》，画面上众多的人物除了儿童画特有的天真生动外，更有一种古朴的味道。王松的《侗族大歌》，你细细玩味，不仅表现出了侗族农民的憨厚纯朴，甚至仿佛让你聆听到那天籁般原生态的歌声。另一幅集体创作的《怪兽图》，画了几十种动物，有的虎头蛇尾，有的形同蜈蚣，长着几十条腿，龇牙咧嘴，面目狰狞。小画家们大胆的想象，随意的变形夸张，仿佛使你看到了原始初民以动物演变的图腾画的神秘粗野。刘雨星的《百牛图》显得老练成熟，但不管是造型，还是牛头上花纹图案的组合，都很有图腾意味，这一点与他的家长假期带他钻大山、进苗寨有很大关系。

　　儿童绘画，有着特殊的观察角度，绘画的语言和表现形式，大胆的变形和夸张，超出常规的调色，随心所欲的笔锋，无拘无束的构图，任意挥洒的线条，与现代派画家迷恋的变形美、装饰美、稚拙美和抽象美天然相通。其实，不少现代派画家还从儿童画中寻找灵感，然后将其理论化、系统化，而从现代派绘画艺术中学习和借鉴其观念和成熟的技法，再拿回来为儿童画所用，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何况孩子们运用起这些现代手法来是那么得心应手。

　　比起成年人，特别是受过正规传统训练的学院派画家，儿童天生更接近表现主义，而不太注意“形似”、“透视”、“比例”等写实主义规则。绘画是造型艺术，形象是绘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但形象又分“具象”、“兴象”和“抽象”，具象绘画的形态特征就是以形体和色彩模仿自然。具象绘画在绘画类型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具象绘画是知性的，科学和技术含量很高、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都是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而且由知识转化为技能又需要长时期的专门训练，因此，具象绘画显然不适宜作为儿童绘画教育的内容。

　　由于受强大的传统绘画观念的影响，再加上绘画考级和学画画为了将来考美术院校的功利思想侵蚀，国内大多数儿童美术教育走上了重技法、重专业知识和刻板枯燥的临摹、重写生训练的套路。教师和家长以画得“像不像”、“准不准”来衡量评价儿童的绘画，学画的孩子被动地、生吞活剥地去接受那些深奥的专业知识和技法，了无情趣地去反复训练那些基本功，结果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模式化、成人化，雷同化倾向，而且还使得孩子的学画过程成为“苦难的历程”。

　　其实儿童绘画更适合于“兴象”的形态特征。兴象绘画不同于写实绘画刻意模拟物象，兴的感发大多由于感性的直觉的触引，而不必有理性的思索和安排。这种感发是自然的，无意的。儿童由于生理和心理都不成熟，决定了其绘画也是幼稚、天真、自由浪漫的。他们写实性差，想像力强，他们凭着感性直觉和想象认识世界，他们注重的是丰富纯真的感情抒发和幻梦般的奇异的童心世界的表现，这一点与现代派大师的宣言不谋而合。现代派大师马蒂斯说：“我们对绘画有更高的要求，它服务于表现艺术家的内心幻想……我的道路是不停地寻找忠实描写以外的表现的可能性。”

　　艺术不仅要反映眼中的世界(写实)，更要反映心中的世界(表现)，让孩子用充满智慧的心灵，再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这才是少儿审美教育的神圣使命。

　　比起美国、日本的儿童绘画作品，贵州儿童画显然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有的观众疑惑：美国、日本儿童的画虽然幼稚，艺术表现上无法与贵州儿童画同日而语，但是不是他们的画更天然，更纯真，而贵州的儿童画是不是带有成人化的污染，指导教师过分指导的痕迹？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儿童画如果失去了天然的童趣，将像小老头一样令人讨厌。要儿童画既不失天然之纯真，又要有一定的艺术性，其中的奥妙如何把握？

　　显然，在大师们的眼里，贵州的儿童画是具有童趣的。中央美院老院长古元先生看了贵州儿童画以后欣然题词：“童趣天然”。中国美术馆馆长杨力舟先生的题词“妙趣天成，志在登峰”。中央工艺美院老院长张仃先生的题词是“天趣”。他们都是美术界的泰斗，能得到他们的一致认可不易，这也证明了“童趣”是贵州儿童画的一大特征。但光有童趣，这些大师们未必会这么欣赏，如果没有艺术性，中国美术馆绝不会收藏《亲妈妈》、《打水》等作品。只有艺术性与童趣的完美结合、高度统一，作品才能成为经典的艺术品而具有永恒的价值。

　　纵观当今世界儿童美术教育，各种美术学校，培训机构多如牛毛，各种教育观念层出不穷，日新月异，但归纳起来无外乎两种。其一是技法派，认为儿童美术教育就是技法培训，强调造型的准确、比例的协调、构图的透视、笔墨的焦湿浓淡，甚至机械地去模拟成人或死人的作品，画静物、画石膏，讲一些连专业院校的学生都难弄懂的绘画规律和高深理论，扼杀儿童自身的表现力和想像力。其二是所谓尊重儿童心理特点的现代美育理论。强调儿童绘画只是游戏，教师不能教技法和专业知识，让孩子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一教就错，一教就死，一教就必然成人化；认为完全的无意识，无思想内容的随意性表现才是儿童绘画的特征。这种理论还从现代儿童心理学、教育学中找到大量依据，是一种很时髦的现代美育理论，美国、日本和很多西方国家的儿童美术教育大多坚信这一理论。结果是儿童游戏倒是游戏，快乐倒是快乐。自然倒是自然，但受教儿童却永远停留在幼稚、初级阶段而无法提高，永远画不出具有艺术性的作品。

　　我国古代思想家庄子曾批评有的人“得言忘意”，只抓住语言而忘掉了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思想感情，这就是技法派的偏颇。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言”和技法上，使学生“得言而忘意”，逐渐丧失了灵气、想象和创造。第二种做法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不给学生表达“意”的“言”，就像不给鱼网却要人去捕鱼。正确的方法是既要教给孩子表意的“言”，即绘画的技法、知识，更重要的是还要教给他们“意”，即启迪他们的灵性和想象，培养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创造性，让他们学会用学到的“言”去更好地表达他们得到启迪的“意”，使之既得“意”又得“言”。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浅显易懂地教给他们成人制造的有规律的语言(技法)，然后尽快地引导他们进入创作状态，让他们用这种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纯真，富有个性，独特的心声。

　　所谓大师，就是在熟练地掌握了“言”和技法之后，超越了“言”和技法，进入了更自由地表达意的状态，达到“无技法”的境界。教育者为什么不在学生学习“言”和技法的同时，时时不忘“意”的培养和表达，注意保持和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灵性，让他们在创作时，也进入“无技法”的最佳状态，使他们尽早创作出优秀作品呢？在贵州儿童画的优秀作品中，人们感叹儿童与大师息息相通，因为有那么多大师被我们的儿童画所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