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秋雨已带有了一丝寒意。早9时许，我如约来到史继忠家，后来才知道，早上是史先生固定的笔耕时间。他家一如普通百姓家平常，面积也不大，没有什么装修。在临南明河的客厅里，我们一聊就是3个小时。不时他的外孙女来到我们身边玩耍，让我得以在他的文化流变的世界里稍作喘息。这间客厅，史继忠取名“听涛斋”，窗外，漫过一道翻板坝的河水流动的声音，怎么就演变而为地中海的漩涡划过时空形成的世界文化流变的历史巨音呢？

　　一部《贵州通史》无疑表明了史继忠当今贵州最具知名度的史学家的地位，5大本厚重的书籍，200多万字，囊括了贵州从远古到当代的所有历史。作为《贵州通史》编委会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他从1992年起就与省内近百位史学精英组成了一个团队，遍访贵州各地，在浩繁的文献资料里，用全新的角度审视贵州，打磨出一部“历史巨著”来。而这部凝聚了学界智者十多年心血的精品也的确成了贵州历史“正名”之作：它以信服的考古成就，道出了远古的贵州曾是人类文明的孕育地之一；它凭详尽的历史文献，描绘了贵州并不偏居一隅，而是较早与中原地区交流并接受中央政府管辖的事实；它借近年的研究成果，表明了贵州在经济文化发展上并不总是落后，而是也有灿烂炫目的色彩。

　　其实，从1991年调入省文史馆起，他的研究方向就重点转向了文化领域。和其他文化学者不同，他以史学家的严谨眼光，从贵州民族民俗文化研究着手，继而到贵州文化、西南文化、中华文化，最终扩展到世界文化。

　　1996年，史继忠在文史馆负责贵州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工作，当时要召开“贵州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发现贵州文化缺失概说和定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史继忠写出了《贵州文化解读》，在和苗春亭等老同志讨论多日之后，最终将贵州文化定位为带有山地文化色彩的“共生共荣、融而不合”的多元文化。这也就是《贵州文化解读》的基本思想。他说，贵州文化与多种民族相关、与地域特色相关、与历史条件相关。比如黔西北，彝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彝文化特征突出；黔东南，在雍正以前没有汉文化进入，所以苗文化得以很好保存；而黔西南，布依文化处于两省交界地区，故布依文化特征明显。一种文化与周围文化的不同，则形成文化孤岛，而贵州许许多多的文化孤岛则使得贵州文化千岛现象蔚为大观。

　　史继忠是在当年一部电视政论片《河殇》出来后，开始思考中国文化的现实价值和意义的。从那时起，陆续发表的31篇文章，辑为《中华五千年文化探索》。他多角度地考察中国文化，重在反思，揭示它的思想底蕴，阐述隐含着的哲学思想，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契合。从《少数民族文字探源》开始，他感悟到中国文化中包含着有许多外来成分，进而扩大搜索，写成了《中华文化是古代东方文化的结晶》，从而步入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领域。

　　他告诉我，五四时期兴起中国新文化运动，“打到孔家店”，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五四以后，国民党时期取向西方文化；解放后我们倾向苏联文化；文化大革命则是取消一切文化；由于传统文化被打乱，失去了主心骨，文化取向混乱，最近几十年，大量文化现象消亡。正是面对这样的文化乱象，史继忠写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定位》，试图回答中华文化怎么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他说：我的结论是，任何文化传播传承，首先是以物质文化形式，它不受国界、民族限制，比如有电灯人们不会再用蜡烛、汽车时代取代马车；其次是受知识体系的根本变革影响；其三是受现代传媒影响。信息时代文化交流比任何时期都更加广泛和深入。这些不受民族感情所左右。

　　当今时代，一种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的方式只能是“和而不同”。一方面不断吸收各种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是保持和弘扬自身文化的特点。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原生态文化概念很值得商榷。中华文化几千年都在演变，明清以降，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吸收了汉文化，而汉文化又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唐诗从五言、七言演变为长短句，是为宋词，宋词因为不能满足思想的表达变为更加口语化的元曲；这就是“和而不同”，变而不离主调，有自己的核心元素。任何文化，不发展就必然消亡。西方的文艺复兴，也是新的文化取向下把古希腊文化的再发展。

　　现在春节远不如圣诞节受年轻人喜欢，我们许多的传统已经不适应年轻人的精神需求。在他看来，许多传统要重新认识，简单地描述和继承不能持之以久。

　　人类文明是相互传递的，当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遇，由于文化的差异，冲突在所难免，但融合却是主流。这种融合又绝非文化的统一。如果说世界文化统一了，失去了竞争机制，那么世界文化的发展就终结了。一个声音不断出现会成为噪音，各种声音巧妙构成旋律才是美丽的音乐。经济一体化不等于文化单一化。多元才能让世界丰富多彩。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前些年，史继忠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世界文化，研究东西文化的分异、互动与整合。

　　他认为东西方文化并非从来就是两股道路上的车，世界文化之源在东方。而整个中世纪，世界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五个文化圈(即汉字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游牧文化圈)的互动。“文艺复兴”是世界文化的变奏曲，改变了世界文化的命运，“西学东渐”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汉字文化圈由汉族扩散到周边少数民族而成“内圈”，又由中国影响朝鲜、日本、越南，向外传播而成“外圈”。但它深受游牧文化圈、佛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乃至基督教文化圈影响，多有变异，在这个大熔炉中交融、提升。游牧文化圈是过去被忽略的，然而，它对世界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马背上文化”则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佛教产生于印度，它把古老的印度文化传到中国，形成汉传与藏传佛教，并扩散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形成了佛教文化圈。基督教以希腊、罗马文化为基础，吸纳东方文化的某些因素，成为欧洲中世纪文化的主流，而东正教又传至俄罗斯、波斯等地，近代则远播美洲及其他地方。伊斯兰文化圈在中世纪发展起来，它以阿拉伯文化为基础，而这个“世界之桥”则是东西文化交融之地。这个文化圈不仅深入西亚、中亚、非洲及中国西北，而且占领了原先佛教盛行的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因此，这五大文化圈互动，影响整个世界文化。史继忠认为，这五个文化圈，每一个都有其稳定独立的中心，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又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互相吸收，互相补充，因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使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都得到发展和提高，从而构成了我们今天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比如中国文化就吸收了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就是证明，其他民族也莫不如此。

　　史继忠的观点，其开拓性和创新性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新华文摘》2001年第8期转载了史继忠的《汉字文化圈》一文。在研究中华文化时，史继忠强烈地意识到中华文化并非孤立地存在，于是他将眼光越过长城(有人将中华文化定位为黄土文化，界定于长城之内)、越过茫茫沙漠一直向西，定格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地中海。经过四五年的艰难求证，2004年4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史继忠的著作《地中海——世界文化的漩涡》。他关于世界文化流变的研究终有所成。

　　我想引用该书中的一些文字，算是沿着史继忠的研究轨迹，做一次世界文化演变的时空之旅吧。

　　平静的地中海从来不平静，它牵动世界几千年的历史。在这里，政治冲突、民族冲突、文化冲突、宗教冲突从未平息。在当今世界，地中海是诸种矛盾冲突最激烈的地区，特别是中近东、巴尔干、高加索和中亚，经常引起国际争端。

　　地中海处于亚非欧三大洲结合部，很难从地域上把它定格为“东”或者“西”。

　　从横向上考察——地中海文明应当包括埃及、巴比伦、希伯来、腓尼基、渡斯、阿拉伯、希腊、罗马诸种文明在内，还吸收了印度和中国的文明，中亚游牧民族又不断带来“异质文化”，是一个百川汇集的海。时间坐标显示：公元前3600年至公元前4世纪是以东方文化为主，波希战争以后希腊罗马文化上升为主旋律。从7世纪开始伊斯兰文化勃然兴起，自“文艺复兴”之后地中海首先进入了近代文明的主流圈。

　　按照文化兴起的先后次序，可以明晰地看出一个沿逆时针方向运转的环形文化带，它与从东到西的环海航线是一致的。最先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接着是希伯来、腓尼基和波斯，然后是希腊，进而是罗马，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阿拉伯，最终在意大利半岛上引起了改变人类文明命运的“文艺复兴”。时间的流逝与空间位置的转换，动态地反映地中海文明形成的过程——形象地说明地中海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漩涡。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是地中海文明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其古老文明直接注入了地中海，成为最初的源头。

　　地中海是一个巨大的漩涡，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汇，多种文化又在这里分流。中亚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在地中海激起轩然大波。邻近地中海的印度不断被卷入历史漩涡，印度的雅利安文化与伊朗有深厚的渊源关系。波斯和亚历山大帝国一度侵入印度，贵霜王朝、莫卧儿王朝都与地中海有许多牵连。远离地中海的中国也深受过这一“文化强极”的影响，无论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都以地中海为终端，在文化交流上形成一条绵延不断的流水线。令人惊讶的是，同是一个地中海，既是基督教的发源地又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由于社会基础和文化取向不同，它们分别形成了两个庞大的文化圈。阿拉伯人进行了两个世纪的翻译活动，对地中海文明作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并成为希腊罗马文化与近代文化之间的一条“历史暗道”，对欧洲“文艺复兴”产生重大影响。“文艺复兴”首先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开始，然后影响欧洲和整个世界。

　　史继忠，贵州贵阳人，1937年12月生。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1981年获云南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教授、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历任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系副主任、行政管理系主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兼《贵州文史丛刊》主编，贵州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兼任《贵州省志》副总纂、《贵州通史》副总编。

　　著有《中华五千年文化探索》、《方志丛谈》、《西南民族社会形态与经济文化类型》、《贵州民族地区开发史》、《贵州文化解读》、《诱人的伊甸园——贵州史前文化》、《龙与虫的辨析——贵州人才生态环境剖析》、《地中海——世界文化的漩涡》等专著；合著《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研究》、《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瑶族》、《贵阳市志·建置志》、《贵阳名人》；主编《中国地域文化大系·贵州文化》、《贵州六百年经济史》、《贵州文化丛书》、《贵州省志·地理志》；编辑《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贵州古人类与史前文化》；发表学术论文150篇，杂文、散文、随笔近百篇；各种著述总计500余万字。退休后编过《飘移的视线》、《贵阳百年图鉴》、《触摸夜郎魂》三个大型画册，策划《发现贵州》电视栏目，主编《贵州导游词》，编写贵州外宣资料《贵州漫步》。近十多年来主要研究中国及世界文化。研究中国文化的31篇文章，后来集为《中华五千年文化探索》一书。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发表了“中华文化是古代东方文化的结晶”、“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中国文化的生命活力在于内外交流”、“从中西文化交流看中国文化”、“佛教传人与中国哲学思想构架的改变”、“外来文化与中国历史上三次重大改历”、“中日文字之交”、“以新的视角看中华文化”等文章。“世界文化之源在东方”、“地中海：世界文化的漩涡”、“世界五大文化圈的互动”、“汉字文化圈”、“游牧文化圈”、“佛教文化圈”等一系列文章，对人类文明史提出了新的看法。

　　曾任全国地方志协会理事、贵州地方志协会副会长；西南民族学会理事，贵州彝族学会副理事长，贵州史学会理事，贵州出版协会理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史继忠每天6点起床，晨练后早餐，上午几乎就窝在被散乱书籍包围的书斋里写东西。下午在家会客，或者与三两新朋旧友或茶室或咖啡厅里聊天，他把这种聚会称为“思想的碰撞”。“往往一个偶然的话题，引起我的思考，从而诞生一篇文章或是一本书。”看得出，他的退休生活很淡泊，布衣素食，简单随意，日日夜夜只痴迷于史学著述的“自由王国”之中。

　　最近几年他又给自己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思考人类的大智慧。这个方向是在研究人类文明的漩涡之后渐渐沉淀的。他问我：反观6000年人类历史，哪些是不灭的？某个时期的一项伟大发明当然是一种智慧，而那些人类共同的、历经千年实践的认知才是大智慧。人类历史要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才能回望清楚。人类文明需要理性的思考。

　　最早成文的一篇文章发表在《贵州社会科学》上，标题是《中庸是智慧的结晶》。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中庸是一种道德教化出来的品质，是道德情感感受和行为的合适，是一种人生的境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相对来说，在内涵上包含有更多的求知成分，可说是种理性中道；孔子的中庸思想则相对具有较浓的人性意味，可说是种性情中庸。其实中庸乃是事物客观存在的度，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适中点便是“度”。中庸是一种理，是认识深化的结果，人类知识越宽广，掌握度的能力就越强。比如光以前被认为是粒子，后来证实是一种波，具有粒子和波两种性质。亚当斯密说市场有一只“无形的手”，凯恩斯讲“有形的手”，适合于不同的情况。这就是“度”，就是“中庸”。

　　史继忠说，人类社会的大智慧不凡种种，数理哲学、天人合一等等都是。毕达哥拉斯提出神秘的数，将哲学高度抽象化；中国的易经也是数理哲学；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数理；现今信息社会，图像、声音、信息都可以用数来表达，通过“数模转换”传递各种信息，这就是大智慧。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不是人类简单依附自然，适应自然，更是主动利用、开发自然。人类发展与公平是个大命题。中国文化历来强调公平，西方文化注重发展，只讲公平势必阻碍发展，过分强调发展又有失公平。北欧高福利国家的模式值得研究和借鉴……

　　史继忠告诉我，他的一系列关于人类大智慧的研究文章还将继续，将来会汇编成册。

　　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