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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仡佬族史诗 带来的启示
—读李发模新著《呵嗬》
李发模新著《呵嗬》是一部描写仡佬族人民受压迫史和反抗史的史诗。全诗以明万历年间平播战役中逃进深山老林的仡佬族人民山蛮一家和水妹母女两代人的遭遇为主线,以仡佬族神话、民俗、宗教信仰为副线,从一个少数民族的生存史及其所衍生的文化与文明的角度深刻而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热爱和平、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歌颂了仡佬族人民以山为魂、水为魄,充满智慧、灵性以及天地般宽广与豪迈的心灵;赞美了纯洁、坚贞而炽热的爱情。全诗以民间叫魂仪式“喊魂”开头,从天地间的一声“呵嗬”发轫,又以一声声“呵嗬”响彻宇宙而收尾,前后呼应之声,虽于纸上而尤感其振聋发聩、荡气回肠;《呵嗬》中,副线一脉,既是贯穿全诗的枢纽,也是形成史诗肌质的重要元素,同时它们又凝聚和再现了仡佬族民族之魂。
《呵嗬》之于仡佬族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历史和文化上的资料性价值,也在于它同时向历史提出了问题,文本的意义因而在其自我辩证与同现实和历史的互辩中变得更加丰富而立体。相对于仡佬族学者们手中掌握的原始资料片段而言,《呵嗬》所展示的仡佬族已是一个有机整体。一个民族的积极与消极、豁达与宽容、勤劳与智慧、朴实与善良等都在书中一一得到了体现。骨、肉、魂分布恰如其分,在我看来,诗人手中那把诗意的楔子已忠实地还原了仡佬族兼具浪漫和理性的形神。仅从这一点来说,诗人之于仡佬族,《呵嗬》之于“史诗”的这一蕴含着民族光荣和传奇的命名,都将是无愧的。
《呵嗬》从底层劳动人民这一视角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种种,包括民族起源、历史事件、文明进程、地域文化、道德与宗教信仰、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等,这无疑是史诗的一种新的演绎方式。
《呵嗬》忠实地折射出这样一种思想,或者,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潜文本”。从平播战役中退隐深山的仡佬人,从水妹母亲被石沉河中而寄鱼虾解放自己的“累”,从山蛮和水妹游九重天,最后归于自然等等“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仡佬人一直在步步退居,从人世淡出。但被逼至无路可退时,仡佬人照样会奋起反抗,(平播战役是否也源于此因?)然而最终还是会选择归隐。这个酿茅台、炼朱丹、诞生过六祖慧能的民族所表现的并非懦弱,实是超然之态。但生于尘世,岂能出世?《呵嗬》最终留给我们的还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民族剪影。当然,这个悲剧来自罪恶的封建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尤其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让各民族安居乐业共同繁荣是民族政策最终目标,民族悲剧也将随之消失。这层意义也是《呵嗬》能指范围所属,它必然要带给读者。
从序诗“喊魂”到尾声“心悟太极”,从天机道人说到猎人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儒、道、禅三种信仰中,道家思想是影响仡佬族最深的宗教;从全诗来看也是如此:山蛮和水妹从积极反抗到最后归于自然,这与道家的思想发展轨迹一脉相承。诗人忠实地维护了仡佬族这一原始宗教形态,其谋篇布局,乃至以天支为章数,都无不使得这种形态浮溢于纸面,这一有着浓郁宗教色彩的长篇叙事诗很自然地令我想起我国另一部民族史诗: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从审美角度看,《格萨尔王》因保持了藏族原始意识形态与浓厚的佛教色彩而产生了审美距离,(布洛的“审美距离”谓:“在审美中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使得客观现象无从与现实的自我发生勾搭,因而能使它充分显示其本色。”——布洛所指的乃是主观创造距离,我们在这里所言乃是客观距离)由此距离故,《格萨尔王》充分显示了藏族本色和藏传佛教之于教外读者的陌生化之美,我们(藏族以外的读者)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审美体验,这一距离造成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同样是《呵嗬》所必然要带给读者的。
我这么说,也许强加给人一个概念:诗人的宗教只是他创作的工具或材料。这显然不太令人信服,有故意忽略了诗人本身的宗教文化修为在创作中自然映射的嫌疑,也有陷民族宗教信仰于“纯属虚构”之虞。那么客观一点说(也许是更主观的认识,从政治和社会学角度看):在文学或任何一种文本中,以庄严和虔敬之态抒写的宗教,正是尊重民族信仰,促进民族团结发展的一个有所担当的举动;另外,宗教意识形态其“独特的文学话语、词句、形式,尤其是它们营造的氛围与意境”,确是可以达到审美需求的,因此,宗教倾向性在《呵嗬》中既是构成史诗的必要元素,也是审美价值之一所在,这两点也是宗教在史诗中的共性。
《呼声》以来,发模诗歌一向悲人民所悲,哭人民所哭,认为“‘为人类灵魂’劳作的脊梁才是站起的诗歌”。因此在《呵嗬》中,底层劳动人民仡佬族小伙山蛮和他的恋人水妹再次成为诗人诗歌圣殿中的主人公,我们实不以为意外。只不过基于一般的经验,认为史诗必须是由英雄和围绕他的神话传说构成而造成初次阅读上的障碍。但这种障碍不会持久,我们不久就醒悟: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性格等差异的现实决定了文艺表现手法的异同。依据民族传统和现存文明书写,不作虚饰浮夸空穴来风之语,不弄华丽辞藻,用真情谱写,用贴近劳动人民的语言去创作诗歌,这延续了发模先生一贯的现实主义手法。《呵嗬》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区别于往常我们所熟悉的史诗,它完全脱掉了贵族珠光宝气的外衣,而换上了平民自己的布衣,即使在描写幻境的浪漫主义篇章中,也时时回首,反观和对照现实人心。这是真正属于人民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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