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的社会价值

—记《六千举人七百进士》发表十三周年座谈会

　　核心提示

　　12月3日，陈福桐《六千举人七百进士》发表13周年暨70年学术思想座谈会在省文史馆举行。座谈会以研究贵州文化老人陈福桐70年学术思想、理念、价值及人生之品德、操守为核心，激励后辈以道德和哲学的境界来思考当今之世界、中国、贵州，激励今日之贵州人要胸怀大志，屹立全国讲坛，引领一代风流。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文史馆馆长顾久参加座谈会并讲话。

　　93岁高龄的陈福桐先生及省内外专家学者刘学洙、史继忠、蒙育民、黄万机、张祥光、张新民、庞思纯、帅好等聚集一堂，分别以《陈福桐的品格操守》、《陈福桐的学术人生》、《陈福桐任贵州省志总纂的一些情况》、《青年陈福桐的思想起点》、《发现贵州七百进士六千举人的符号价值》等为题，从不同侧面讲述了陈福桐先生对贵州文化的再认识和所产生的积极广泛影响。

　　顾久(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文史馆馆长)：陈福桐先生怀着对贵州的敬畏之情，以守住尊严的气魄，挖掘贵州鲜为人知的文教史，扬贵州之风貌，展贵州人之气魄。他是一位高扬爱国主义和把学术当作生命的公共学者，后辈人研究老一辈人应深入心灵，引领一代风骚。

　　刘学洙(贵州日报社原社长、总编辑)：陈老是我们大家最尊敬的文化老人、文化贤人，是老革命，是爱国者，他在解放前为遵义的解放事业做了突出贡献。解放后几十年来为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为贵州的史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我曾经用“剑心侠骨本儒士、满腹经纶非书生”来概括他的人格特色，他的大节、大品质是有口皆碑的。他受过不公正待遇，但他《龙山吟》中有关劳改生活的诗篇，充满乐观精神。陈老是有政治头脑的读书家，他从经史子集中，往往能够阐发出知人论事的道理，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

　　史继忠(研究员、省文史馆原副馆长)：陈老不仅有文化还有人品，让人想起“德高望重”一词。我比陈老小20岁，结识于地方志编撰工作中。陈老提掖后劲，推荐我为地方志副总纂。陈老历经磨难，尽管经历坎坷，他却非常激进，满腔热情来修志，任劳任怨，不计报酬，热心指导，很多年轻人得到陈老的鼓励和培养。他是我省新修省志的开创者、大功臣。

　　蒙育民(省文史馆副馆长)：陈老在修志事业上，成绩斐然，是人所公认的。1980年，贵州省成立省志编写筹备组，副省长秦天真任组长，聘请11位专家学者为成员，共襄盛事，陈老即其中之一。不久，他出任省志副总纂，在近十年暂缺总纂一职的情况下，全盘主持修志编务。1990年，从省志副总纂岗位上退休。13年间，他跑遍全省全省所有地州市县和省直各部门，宣传修志，发动修志，修志到乡。在修志过程中，陈老善于发现人才，培养后学。他支持帮助农民修志，在史志界更传为美谈。

　　黄万机(省社科院研究员)、张祥光(贵州师范大学教授)：陈老具有沙滩文化的经世精神，理学以修身养性，诗教以风雅时世。沙滩文化是清代贵州地域文化发展的一个奇迹，它“繁盛一百余年，不惟是遵义地区文化的代表，而且足以代表该时期的贵州文化。”陈老在《沙滩文化志》前言中的表述对沙滩文化资源的突出特点及利用途径和措施进行分析研究，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好沙滩地域的各种文化资源，对于促进遵义地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提升地域文化品位，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新民(贵州大学教授)：陈福桐老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他对文化有无限的关怀，对乡土有无限的情感，以天下大事为己任，以仁爱为基础，早年启蒙文史，为推动地方志四处奔走，通过修志让文化复苏。从陈老著述中可以说明价值建构的基础是文化建构的本源，天下本为一家，要将整个人类包容起来，中国要发展，一定是朝着一个人文理性的国度发展。

　　庞思纯(省文史馆研究员)：1996年《文史天地》杂志发表了陈老的《六千举人七百进士》这篇文章，为贵州这片长久被人忽视、漠视，甚至蔑视的地方扬眉吐气，被国内文史界视为贵州文化史的一次“哥伦布般的发现”。老先生之举改写了贵州的开发史和文教史。《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一文，洋洋洒洒数千言，令人耳目一新，多年来此文之所以一直被人传诵，流传甚广，对贵州文化的认识上有某种振聋发聩之功。而我在陈福桐先生的鼓励和影响下，也写出了《明清贵州700进士》和《明清贵州6000举人》的专著，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帅好(《当代贵州》杂志编辑)：世纪学者陈福桐，数十年历经各种覆顶浪涛，顶住铺天盖地的各种势力，积淀下来的珍稀品格，达到了陈寅恪们独立自由的沉静境界。逝去的年代里随风飘散的人文传统，竟意外在被流放的世纪学者体内生了根，表面和内心均没有向专制低头。更为可贵的是，在获得相对自由重回人间之后，他对社会所表达出来的言行，一如既往饱含着原初的勇敢、智慧和大爱。他是由一个民国乡间热烈的知识人，成长为今日社会公民的世纪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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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福桐，笔名梧山，贵州遵义人，1917年11月生。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学界尊为“贵州文化老人”、“贵州历史掌故辞典”。以其大度、包容、严谨、渊博、爱才而享誉学术界。

　　1980年，陈福桐参与创办《贵州文史丛刊》及贵州业余书法学校，同年任贵州省志编写筹备组成员。1983年正式成立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后，任副总纂，为全省修志事业，跑遍全省所有地州市县和省直各部门，宣传修志，发动修志。曾任贵州地方志协会副会长，校阅各种志书70余部，审读人物传记上千篇，培养扶持修志后学。同时还参与倡议成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贵州省诗词学会并任常务理事。为贵州地方历史文献、传统诗词的整理、研究、创新出谋划策，参与全国文史馆系统《新编笔记丛书·贵州卷》等的编辑。1993年从文史馆退休，陈老继续从事整理历史文献、点校古籍及参与编辑《黔灵丛书》等书籍的工作。

　　一次偶然对史料古籍的常规性整理中，陈老发现明清两代543年间，贵州出现过6000多位举人，700多名进士，个个有名有姓，有县份籍贯，有职位。如《康熙字典》总纂者之一的周渔璜，西南大诗人郑珍、莫友芝，曾被曾国藩收为四大弟子、两任日本公使的散文家黎庶昌……查阅完这些史料，陈福桐为了印证贵州举人和进士的确切数量，专程到北京孔庙内原国子监，看了历代进士题名牌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他挥笔写就《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一文。